于是我对一个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在中国和美国上学的结果是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呢？经过认真考察，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不同，中美两国在教育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解释我提出的问题。
从教育者角度来看，两国的教育目的不同。美国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所有的公立学校——它们接受州政府的财政支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本州人民的文明素质。因此，美国各级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如何减少学生的反社会行为。即使一个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向，也会及早发现和干预。私立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未来的领袖，当然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强调沟通。老师经常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准确公开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不说。因此，大多数美国学生比较直接和阳光。喜欢谁，不喜欢谁，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和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从小就会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另外，学校会通过各种聚会、活动和组织提供平台，创造学生和其他人沟通交流的机会。老师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训练学生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同时，如何正确地理解他人。其次是允许学生犯错。美国人认为，任何人都会犯错，即使是圣人也会如此。《圣经》中的一则故事在美国文化中的影响极大：人们要把一个妓女用石头砸死，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所有的人都默默离开了。耶稣对妓女说：“你走吧，我定不了你的罪，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因为没有人从未犯过错误。” 在美国人看来，重要的不是不要犯错，而是对待错误的态度，要勇敢地承认错误，对错误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对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的人真诚地道歉——道歉是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做到了这些，一个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错误，自己也会坦然面对，至少不会心里不安——当然，还是要尽可能避免犯错误。面对人们犯错之后的精神压力，美国社会提供了两项重要机制予以帮助：一项是宗教忏悔。一个人有了罪恶的想法，做了错事，可以去对神父说。神父会替他（她）保密。如果仅仅是只有想法还未付诸行动，神父还会进行劝阻。从心理学上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后，往往会如释重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为焦虑等原因而可能导致的反社会行为。另一项机制是心理治疗。美国人认为，许多事情自己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来自精神方面的压力，必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他（她）们的口头禅是：“你需要帮助。”第三，尽最大可能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优势，为他（她）提供富有针对性的教育，不断提升他（她）的自信心。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小不但学习成绩不好，几乎就没有让人觉得好的地方。因为体型太胖，他的脾气也变得极为暴躁，和所有人都无法相处。特别是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情况更加严重。就在家长[微博]和孩子都快要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的音乐老师找到孩子，对他说，我感觉你的音域可能很宽，音色也很好，你来跟我学歌剧怎么样？慢慢地，孩子喜欢上了歌剧，因为他发现，在唱歌的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特别是当夜幕降临他站在舞台中心引吭高歌时，他可以把他所有的不快，无以伦比的愤怒，无法抵挡的感伤和无穷无尽的热情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而且越是这样，观众的掌声越热烈。（其实，在美国学校的舞台上，你表演得再不好，观众的掌声也会很热烈。但当你真的很棒时，他们的掌声会更热烈。）更重要的是，唱歌剧的过程让他找到了自信。他想，歌剧我都能唱好，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结果先是英语很快变好，接着其他文化课的成绩也随之上升了。当他有一天对爸爸说自己的理想是去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上大学时，我的朋友简直惊呆了，那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专业音乐院校啊！他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实，像这样一个在国内学校看起来一无是处到了国外却仿佛变了一个人的孩子大有人在。实际上，这就是教育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它使绝望的人变得拥有希望，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相比而言，中国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塑造和专业技术的训练。前者可以保证学生未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后者可以保证学生未来满足工业化建设的各种专业人才需求。用一句形象的说法是“又红又专”。这种根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大学的教育实践中，“红”的职能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完成，“专”的职能由细分的专业化教育完成。在基础教育阶段，老师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和训练，以及针对考试而进行的各种技巧训练，等等。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便于管理，老师更喜欢听话的孩子，很少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许多学生到了大学课堂上，还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会害羞脸红。这就是为什么和同年龄的美国学生比起来，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极为扎实，但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往往显得老气横秋，缺少孩子应有的活泼和自信的重要原因。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两国国民的受教育目的也不同。许多美国人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发现自我，使自己最终成为应该成为的那个人。他（她）们相信，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被赋予了特殊使命，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生活和教育的意义就是找到这些价值，然后实现它。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她）们非常重视自我的感受，自己和自己比较，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了更多的进步。老师也鼓励学生这样做。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学校里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会受到表扬，以至于孩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经常困惑地问爸爸：“我真的有那么棒吗？”——在国内，她从来没有受到过老师的表扬，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但美国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只要你做的比上一次好，就是“Good Job！”（好样的！）他们并不虚伪。在美国学校，特别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学校从来不会让学生和家长有任何机会去做相互间的比较，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个人意义上最棒的一个。这是美国学生甚至美国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自信心的重要原因。
相比而言，中国人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出人头地，比别人强，向更高的地位攀登。家长对子女的要求是这样，学生对自我的期许也是这样。而且越是出身贫寒的家庭，这样的愿望就更为强烈。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很少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是很重视别人看自己的感受，自己和自己比没什么了不起，一定要比别人强才行。家里再穷，只要孩子的学习成绩比隔壁老王——可能有钱也可能没钱，有钱的话感觉更强烈——家的孩子好，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生活就有了奔头。反过来，家里再有钱有权，只要孩子的学习成绩差，在别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至多会阿Q式的自我安慰，我的孩子不需要那么好的成绩也照样能生活得很好。即使孩子再没有兴趣，也一定要让他（她）上几个钢琴、舞蹈、美术和跆拳道班，等等，这样在和闺蜜八卦时，才能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孩子有多优秀，教育有多成功。学生要成为班里、学校乃至市里省里的第一，成为第二就是不可容忍的失败。幼儿园要上最好的，小学要上最好的，中学要上最好的，大学要考北大、清华[微博]，进了北大、清华之后还要一定进哈佛，中国的家庭就在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又一个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子女的教育。参加工作以后，目标就变成了科长、处长、局长（或者是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等。翻开中国人的简历，可以看到人生的轨迹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职务台阶组成，却很少看到一个人在一个阶段的一个岗位上取得了什么成绩，为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自己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和进步，等等。
这种竞争性的文化，在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和烙印。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不舒服，哪怕是好朋友之间也会产生嫉妒。同学聚会就是富贵攀比大会，混得不好都不好意思参加。社会变成了成功者的盛宴，教育也不例外。人们只关注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教师、成绩最高的学生，却很少想到，那些不好的学校、不好的教师、成绩不高的学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吗？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成功者永远只是少数，那些看起来不成功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一旦社会被分化为两大群体——成功者和不成功者——的话，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教育和社会机制消解那些看起来不成功者在心理上的失衡，他（她）们就可能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向他（她）们认为是成功者的人痛下杀手。这正是复旦[微博]投毒案、清华朱令案等一系列校园恶性案件告诉我们的惨痛教训。
其实，中美之间在教育观上存在上述差异并不奇怪。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口数量不大，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就会比较从容。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各类优质资源有限，再加上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必然在教育问题上比较紧张，更加强调竞争性。因此，许多看起来在美国实行效果良好的教育制度，中国却根本实现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超额需求太大，我们投入不起。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仅仅只是改革高考（微博）招生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富有弹性和适应性，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各类不同人群对于教育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成功者——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漂洋过海，把孩子送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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